鲁迅先生的骂人
文章摘要：鲁迅这样，你既不会为情所惑，也不会挫伤失意？鲁迅先变回潮妈看行不，天气凉爽了，找些当妈的聚聚讨讨育儿经验，挺好的。鲁迅先生夏雨将至，狂风肆虐，雷声大作，闪电刹那照亮整个天空，蜻蜓低飞，蛙声阵阵，树叶如群魔乱舞，毒辣的太阳即刻被乌云遮盖，城市的没关紧的门窗，摄人魂魄、动人心跳的撞击声，人们纷纷赶回家收衣服，还未来得及，倾盆大雨已掩盖了所有的声音，汽车的鸣笛声，操场的广播，人们的歌声，朗朗的读书声，吵杂的麻将声。
在拒台的一角，一位小职员，手中拿着一份《立报》，对另一角的同事，说：“那位顶欢喜骂人的鲁迅死了。”我听了呆了一下，在想：鲁迅先生难道真是顶欢喜骂人的吗？
说鲁迅先生最爱骂人，有陈源（西滢）先生的话在；他说：“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勾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是捏造些事实。——有人同我说，鲁迅先生缺乏的是一面大镜子，所以永远见不到他的尊容。我说他说错了，鲁迅先生的所以这样，正因为他有了一面大镜子。你见过赵子昂画画的故事罢？他要画一个姿势，就对镜伏地做出那个姿势来。鲁迅先生的文章也是对了他的大镜子写的，没有一句骂人的话不能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他常常散布流言和捏造事实，但是他自己又常常的骂人‘散布流言’，‘捏造事实’，并且承认那样是‘下流’。他常常的无故骂人，要是那人生气，他就说人家没有幽默。可是要是有人侵犯了他一言半语，他就跳到半天空，骂得你体无完肤，——还不肯罢休。”他又说：“有人说，他们兄弟俩（鲁迅先生和启明先生）都有他们贵乡绍兴的刑名师爷的脾气。这话，启明先生自己也好象曾有部分的承认。不过，我们得分别，一位是没有做过官的刑名师爷，一位是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但是，我还在想，鲁迅先生真是顶欢喜骂人的吗？
大家应该读过鲁迅先生的《坟》的后记吧，其中有一段说：
“至于对别人，……还有愿使憎恶我的文字的东西得到一点呕吐——我自己知道，我并不大度，那些东西因我的文字而呕吐，我也很高兴的。…… 我的确时常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 倘使并这个也没有，则就是我一个人也行。”
我们看了这段话，该有点明白了。原来说他欢喜骂人，只是别一方面的误解。在中国，不问批评制度或评论个人，不问正面讽刺或反面冷嘲，总而言之，名之为“骂人”；“骂人”就算是有伤忠厚的。说鲁迅先生爱骂人，把他的批评制度评骂个人正面讽刺反面冷嘲的杂感文字，当作泼妇骂街一例看待，自然只看见他直着喉咙骂这骂那了。
我们把他的文章检讨一下，其中挨过他的辛辣的讽刺的最多是残余的封建制度和思想。他的一生经历了许多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的把戏；这把戏是起先看起来有点横厉不可一世，终于渐渐软下去，被利用，被误解，以至销声匿迹，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辛亥革命之变成阿 Q 的盘辫子，《新青年》的同伴高升，退隐，留下他一个人在沙漠上走来走去。他于是非常怀疑，因而失望颓唐得很。他觉得他的环境是一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这铁屋子的墙头，是用精神文明、国粹、孔孟之道一类砖头砌成的；他于是擎出丈八矛枪向封建制度封建思想挑战；只要是有人做毁坏那铁屋子的工作，他无有不助一臂之力。
既然他所攻击的所讽刺的是一种制度一种思想，则某制度下那一群人当然要挨着他的批评，而某种思想附在某种人身上出现，某种人就要受着他的痛骂。他骂章士钊，骂林语堂，就是骂那些开倒车的思想；骂梁实秋，骂陈西滢，就是骂现代评论派新月派的改良主义。这其间，也许夹杂一点个人的恩怨，但读者所以首肯鲁迅先生的批评，并不注意其间有什么个人的恩怨；正因为他批评复古开倒车的错误，指出改良主义的可笑，自有社会的意义，乃加以首肯的。大家既不以为他在讥骂个人，则章士钊、陈西滢等等正与他所幻设的阿 Q 相同，我们为什么可以忽略他的批评制度批评思想的重要意义，而单提他的“骂人”这一点呢？
雷峰塔倒掉以后，鲁迅先生曾经在有点畅快之后，写了两篇文章。他所以畅快，就因为雷峰塔一倒坍，西湖十景去其一，至少可以医治医治那传统的十景病。但鲁迅先生知道中国人的十景病害得太利害，根本不懂得讽刺的意义，慨然道：“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但悲壮滑稽，却都是十景病的仇敌，因为都有破坏性，虽然所破坏的方面各不同。中国如十景病尚存，则不但卢梭他们似的疯子决不产生，并且也决不产生一个悲剧作家或喜剧作家或讽刺诗人。”他既生在中国，已经命定的为患十景病的国人所误解，到死为止，他所努力的带破坏性的“讽刺”便被人当作“骂人”了。
鲁迅先生的文章中，悲观色彩很浓厚，那是无可讳言的。（他自己说： “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于是遵着将令，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又说：“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借用了曲笔，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他为什么带这样浓重的悲观性呢？他的早年生活实在替他埋下很深很深的根。鲁迅先生曾经在《呐喊·自序》提到一句话：“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这是一句非常沉痛的话。在他的幼年，他的父亲的长期生病，当店朝奉的面孔，名医生和药店伙计的面孔，家境落后的亲戚朋友面孔，都使这小孩的心版上所刻的创痕很明很深，因为他是长子，因为是幼年丧父，因为是炎凉世味，他就发见了一个非常凄惨的世界，他在学习开刀解剖以前，已学习了许多心理的解剖了。有其幼年的世情刺激，再加以壮年的历经世变，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之人。于是他和俄国的安特列夫一样，一无穷尽的孤独淡漠，并且面孔永远只是对着阴黑窗外的陷坑了。（方璧《鲁迅论》说，《幸福的家庭》的主人公，幻想终于破灭，幸运的恶化，主要原因都是经济压迫；但不是被压迫者的引吭的绝叫，而是疲荼的宛轻的呻吟，这呻吟直刺入你的骨髓，象冬夜窗缝里的凉风，不由你不骨毛悚然。）
晚年的鲁迅先生，精神上稍有转变，盖自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和中国苏维埃的成立，给了他一线光明，他从前所认为绝望的没有窗户的铁屋子，好象会有毁坏掉的希望了。近十年间，他的杂感文，比较积极得多；对于制度思想的批评，格外来得努力，若还说这种努力只是以个人的恩怨为主体的 “骂人”，那是真是“瞽者无以语于文章之观”，我不想说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