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书名趣谈

文章摘要：书名是书籍的窗口，透过这个窗口，可以窥见作者的思想与旨趣。先秦诸子著书时，一开始仅题写篇名，并没有冠以全书书名，他们的书大都是以单篇的形式流传于世。所以《史记》在称引管子、庄子、屈原等人的著作时，都是只有篇名而无书名，如：《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韩非子“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馀万言”。

书名是书籍的窗口，透过这个窗口，可以窥见作者的思想与旨趣。先秦诸子著书时，一开始仅题写篇名，并没有冠以全书书名，他们的书大都是以单篇的形式流传于世。所以《史记》在称引管子、庄子、屈原等人的著作时，都是只有篇名而无书名，如：《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韩非子“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馀万言”。先秦诸子的著作，大多由后学编辑而成，常冠以“某某子”，如《老子》《庄子》等。 战国末年，书名渐受重视。目前已知最早有自命书名的，当为秦相吕不韦所编的《吕氏春秋》。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群书，进行了我国第一次图书整理、编目工作，书名受到系统关注，但一些古籍仍然没有书名。如司马迁所写的辉煌巨著完稿后，就没有书名。东方朔称其为《太史公》，而时人又称《太史公记》或《太史公书》等。“太史公”是对司马迁所任官职的尊称，并不能称为书名。直到魏晋以后，才因该书中多次出现“史记”一词而最终定名为《史记》。 汉魏以后，私家著述蔚然成风，学者著书无不自撰书名。这些书名大体可分为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