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题45年轨迹 7000字
文章摘要：高考写人作文:怎么写好高考题45年轨迹7000字作文？记者 谢海涛从来没有一种考题，能像高考作文那样，年复一年引起公众的关注。中学语文教师费尽脑汁追寻它命题的方向，而社会观察者则寻找其背后的社会含义。有人从中看出了彼时自己的酸甜苦辣，有人看出了整个社会的文化取向和价值判断，也有人说作文就是作文，一道考题而已。以下是马阳媛写的《高考题45年轨迹》范文；
好高考题45年轨迹作文7000字概况
- 作者：马阳媛
- 班级：小学高考
- 字数：7000字作文
- 体裁：写人
- 段落：分127段叙写
- 更新：2024年12月05日 14时07分
记者 谢海涛
从来没有一种考题，能像高考作文那样，年复一年引起公众的关注。中学语文教师费尽脑汁追寻它命题的方向，而社会观察者则寻找其背后的社会含义。有人从中看出了彼时自己的酸甜苦辣，有人看出了整个社会的文化取向和价值判断，也有人说作文就是作文，一道考题而已。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高考作文，一代人有一代人关于高考作文的不同记忆和情感。从1951年的“一年来我在课外努力地工作”，穿过10年“文革”的停滞期，直到今天的分省命题，高考作文已走过了45年。
从泛政治化到多元表达
华东师大历史系副教授刘擎1977年参加高考时，作文题目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青海卷)。那是不平凡的一年，拨乱反正，整个时代都处于一种向上、凯旋式的氛围里，似乎人人都对国家、未来的发展充满希望，14岁的刘擎要代表失去上大学机会的父辈兄长考大学，他想：不能再等了。那是个青春朝气的年代，那个题目特别契合他，他在考场上一气呵成，语文最后得了86分。
那一年，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李公明也参加了高考。他所在的公社就有4000多名考生涌进考场，而整个广东共有80多万考生，可谓是千军万马赶考场。当时各科均为开卷考试，座位前后的考生都有用旅行袋装书进考场的。他拿到的作文题目是《大治之年气象新》(广东卷)，在作文中他写了恢复高考后，怎么去同学家里借书，怎么复习迎考，一个时代的新气象在纸上铺开。
在李公明的印象里，那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年代，人们用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看待学生的语文表达，检测他们的能力。这实际上秉承了自1951年以来的高考作文思路。在中国高考的第一个15年(1951-1965)里，作文题目烙上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如1958年的《大跃进中激动人心的一幕》，1963年的《给越南人民的一封信》，1965年的《读书与革命》。
1966-1976年，中国没有高考。“文革”结束以后的30年，上海复旦附中语文特级教师黄玉峰总结认为，“高考作文几经变化，从泛政治化到道德说教，到个性表达型，再到多元时代。”
1977年至1980年代初，高考作文泛政治化的倾向比较明显，和当时的形势结合得比较紧密。比如《抓纲治国两三事》、《知识越多越反动吗》、《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等等题目，都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
1985年的材料作文“致光明日报编辑部的信”(关于环境污染问题)，开始从政治引向社会问题。1995年作文素材——诗歌寓言《鸟的对话》，说明一个道德和思想方法的问题。1996年关于给六指做整形手术的两幅漫画比较，也要求考生对不负责任的社会现象进行批驳。
1998年以后，个人化、贴近自我的东西多了，题型也变了。那一年的题目是《坚韧——我追求的品格战胜脆弱》。其后的年代，《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心灵的选择》等个人化、新鲜的题目先后出现。
诗歌回归高考的背后
有论者认为，很长时间里，高考作文的价值观、道德观被放在突出的位置，立意压倒一切，而语言表达的地位一再下降。诗歌在高考作文中的命运颇能说明问题。
在中国的高考作文里，诗歌一直是个异类。虽然从“文革”后期到1980年代，“整个社会都有着诗歌的味道”，虽然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诗教的传统，诗歌却无法避免被放逐的命运。有人为此而叹：高考作文45年，多少年在如诗如画的年龄，却不能直接表达诗情，以至于“青春在高考作文中缺席”。在一个流行标准化的年代里，诗歌何为？
“诗歌终于正式解禁了”的消息，见于媒体对2006年的全国高考大纲的解读，其中关于高考作文不再限制文体的内容经网络传播迅速引起广泛关注。而早在2005年，高考大纲中关于作文要求的表述就从“能写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及常用应用文”调整为“能写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及其他常见体裁的文章”。而近两年各地的高考试题，更是不再为作文文体设限。
诗歌这种个性化高考作文的命运轨迹，见证了高考作文文体上的变革，伴随着的是1977以来高考作文命题形式的变迁：从命题作文到材料作文，再到话题作文。
1977年，全国高考作文以《学雷锋的故事》为题，开命题作文先河。命题作文确立了严格的写作范围，包括体裁、题材，乃至不同体裁所包含的特有写作要求，但易猜题、押题，且在思维方式上对考生的限制很大，有1982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1988年的《习惯》及1994年的《尝试》。
1980年，材料作文开始出现，当年的题目是：“读后感：《画蛋》”(达·芬奇的故事)。材料可以是一则寓言，一个典故、一句成语、一种说法等，作文的主题须从中提炼、挖掘，要求考生透过字面意义去感知其本质内涵。该题型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猜题、押题，但由于框框太多，审题难度过大，日渐流于“新八股文”。
1999年，话题作文开始登堂入室。话题往往是考生写作的一个源头，它给学生提供了一个既开放而又有约束力的题目。例如1999年“假如记忆可以移植”、2000年“答案是丰富多彩的”、2001年“诚信”。
学者分析，高考作文在命题方式和文体上的变化，与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多元、思潮的开放分不开。而诗歌的回归，似乎让人们看到语言表达在高考作文中地位回复的希望。
离文字之美、思想之根有多远
自2004年，高考语文试题除全国统一命制以外，上海、北京、天津、广东和重庆等11个省市(区)单独命制，各地高考作文命题如杂花生树。当高考作文的内容从泛政治化过渡到多元表达，当作文命题上的多元化也已形成时，高考作文离文字之美、思想之根有多远，回到作文本来的面目还有多远呢？
教育学家对该阶段的解读是，对生活的思考和体验成了高考作文的一个方向。2005年，重庆的《自嘲》，天津的《留给明天》，江西的《脸》等，各自体现了人们对生活的自省和体味。在当今中国社会日趋激烈的竞争中，人们在寻找机遇的同时，也在寻找价值定位。高考作文的命题，其实暗合了这种寻找。另一方面，高考作文也正在和当下的主流文化生活日益接近，更接近年轻人今天的生活氛围。比如上海的材料作文请考生谈谈武侠小说、言情小说、校园民谣、卡通音像制品等对自己的成长所形成的影响。这些题材在命题的过程中，其实包含了社会对主流文化的思考。
在黄玉峰的印象里，在作文命题多元化的同时，也进入了这样一个误区，就是争奇斗艳，各个省市(区)要显示自己题目出得深奥，怪、难、偏现象频出，而不是站在学生需要的角度去考虑怎么出题，怎么写。这种现象在2006年更为明显。
比如：2006年天津市高考作文题：“愿景”，新华字典里有一个新词，叫“愿景”，请以“愿景”为题，写一篇800字的议论文。黄玉峰说，“愿景”是台湾经常用的词，在大陆还很生疏，他问了很多上海的学生，他们大多数都不知道这个词的含义。浙江省的“生有所息，生无所息”的题目，题干特别长，要完全读懂，理解题目，都要花几番踌躇，这就难为了广大学生。
黄玉峰认为，命题的形式多元化了，并不等于适合了学生实际，更不等于能鼓励考生充分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展示自己的才华。作文题的设置，必须从逼着学生不得不“迎合”的怪圈中解放出来。
对于高考作文是否应该回到文字之美、思想之根，黄玉峰认为很有道理，作文很大的一个目的，就是充当指挥棒，引导学生提高语言和思辨能力。而多年来泛政治化，道德说教之类的影响，造成了高考作文的偏差。解决办法，就要使作文题目出得好。作文题目的好坏，有几个条件，一个是能够激发学生的写作欲望，点燃其激情；二是使得所有学生都有话可说，不要难为学生；三是有区分度，容易区分高水平作文与平庸作文；四是导向要好，促使学生关注一些社会问题有利于今后的语文教学，有利于促进学生的精神成长。
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丁丽洁更喜欢那种看似空泛的但是目的很明晰的题目，她认为，那种有明显导向特别是道德导向的题目，太容易迎合了，只能使投机取巧者获利。丁丽洁对1954年的高考作文《我的报考志愿是怎样决定的》怀有好感。她说，这个题目没有任何的导向性，但是要你说什么话题很明确，也能看出孩子们对待这件事情所灌注的理想、憧憬，对自我的认识处理随之而来的矛盾等等。
风雨45年，浮沉跌宕，高考作文一再被附加了不同的时代内涵，有着不能承受之重，高考作文应该主动承载种种社会功能，还是该早日回到文字之美、思想之根上去？
还记得你的考题吗？
1951：一年来我在课外努力地工作
1952：记一件新人新事
1953：写一个你所熟悉的革命干部
1954：我的报考志愿是怎样决定的
1957：我的母亲
1958：大跃进中激动人心的一幕
1959：记一段有意义的生活
1961：一位革命先辈的事迹鼓舞着我
1962：说不怕鬼 雨后(两选一)
1963：“五一”劳动节日记
1964：读报有感——关于干菜的故事
1965：给越南人民的一封信
1977：分省命题 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北京) 、大治之年气象新(广东)、“知识越多越反动”吗/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记先进人物二三事(上海，二选一)
1978：缩写“速度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
1980：《画蛋》读后感
1981：《毁树容易种树难》读后感
1982：“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1983：看图作文 漫画《挖井》
1985：致光明日报编辑部的信(关于环境污染问题)
1986：树木·森林·气候
1988：习惯
1990：材料作文 (素材为玫瑰园里的花与刺)
1991：近墨者黑/近墨者未必黑(辩论或议论)
1994：尝试
1995：材料作文 (素材为诗歌《鸟的评说》)
1996：我更喜欢漫画《 》。(素材为《给六指做整形手术》和《截错了》两幅漫画)
1997：材料作文 (素材为社会调查分析，助人为乐还是悄悄走开)
1998：坚韧——我追求的品格/战胜脆弱(围绕“心理承受力”展开)
1999：假如记忆可以移植
2000：材料作文(看问题的角度、对问题的理解、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问题的答案不止一个的事例很多。你有这样的经历、体验、见闻和认识吗？)
2001：诚信
2003：感情的亲疏远近对认知的正误深浅的影响
2004：快乐幸福与思维方式(全国卷1)，包容(北京卷)，忙(上海卷)，语言与沟通(广东卷)……
2005：出人意料和情理之中(全国卷1)，说安(北京卷)，文化生活三个镜头的影响(上海卷)，纪念(广东卷)……
2006：现在的人为什么不读书？(全国卷1)，北京的符号(北京卷)，我想握住你的手(上海卷)，雕刻心中的天使(广东卷)……重写当年高考作文
1977年作文题目
以“大治之年气象新”为题，写一篇作文，不少于600字。
作者自评
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要仿照当年的思想、文体和修辞方式重做那道作文题，肯定是不会及格的——那种刻板的主流话语文体示范、思想高度一元化的时代氛围和革命青年的纯真之眼都不复存在了，仿作必定是伪劣的赝品。
大治之年气象新
粉碎“四人帮”，大地喜开颜。
我国人民意气风发、昂首阔步地走在新长征的道路上。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新的一年掀开了新的战斗篇章，党中央发出了从大乱走向大治的庄严号令，祖国大地涌动着大治之年的万千气象，新的事物、新的气象层出不穷。
在这里，我想以粉碎“四人帮”一年多来亲身经历的变化、思想的认识来谈谈大治之年的新气象。
我是从广州来到从化插队务农的知识青年，两年多来，在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取得了一些成绩，被评为公社的“双抢”战斗模范。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大队最突出的新气象是在新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人人关心学知识、学文化。年过半百的副队长潘叔专程去公社买了科学种田的书籍，结合从化山区的特点进行育秧新方法的试验。看着潘叔乐呵呵的劲头，我从心里面感到高兴。
另外，我还感到了农村生活中有一种新的变化也悄悄降临。过去，我们为了改善贫困的生活，有时会从山上砍一些小树枝，运去附近的砖瓦厂卖。但是，这种行为常常会被作为资本主义思想的表现而被批斗。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知青骑着自行车运树出山，在半路被民兵拦截，回来还要写检讨。而最近一段时间，虽然没有什么大队干部公开说可以卖树枝了，但是很明显是网开了一面，连潘叔自己也偶尔与我们一起去了。我想，生活的贫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束缚了手脚，不敢去改变贫困的生活。在大治之年，人民生活的新变化已经到来了。
与我们的命运更有密切联系的新气象是党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制度。我记得那天我们几个知青正在地里锄土，突然听到拉到田头的小喇叭广播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我们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啊！要建设祖国就必须培养有知识的人才，这是多么浅显的道理，但又是经历了多么艰难的历程才换来的新气象啊！于是，我们立即给家里写信，要家长为我们翻出中学课本，准备认真复习。
到了回广州休假的时候，我更深地感受到了祖国在走向大治之年中的新气象。为了复习功课，我参加了原来就读的广州市第37中学的复习班。在课室里，我看到了老教师精神焕发的面容，看到了年轻教师成熟的风采，看到当年的同学热心向学的动人景象。更令我感动的是，语文老师和物理老师都热心地帮我们找课本、找复习资料，整个社会都沉浸在一种前所未有的热爱学习、热爱知识的氛围中，这与从前批判“白专道路”、批判孔老二鼓吹唯有读书高的那种年代是多么的不同啊！
从农业生产到教育改革，从生活到祖国建设的事业，我们可以豪迈地说：大治之年气象新，人民生活永向前。
考生资料
李公明 1957年10月生于广州，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务农。1977年参加高考，考入华南师范学院。现为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广东省政协委员。
1992年高考作文
(全国卷)
选择所提供材料的一个或几个人物(包括“我”)的思想行为，进行分析，展开议论，写一篇议论文，自拟题目。
材料摘编
我独自站在候车亭下避雨。一个小青年把大玻璃罐踢裂成了好几瓣，低着头走了。一辆自行车急驶而来，碎玻璃扎坏了车胎，骑车的姑娘推着自行车匆匆离开。
一对撑伞的男女挨着呢喃着走过来，高跟鞋偏偏踩到拢在一旁的碎玻璃上，脚一滑，漂亮的鞋子沾上了黑糊糊的东西：“唉，真缺德，中国人的公德心呀”。“高跟鞋”的那句话仿佛刺了我一下。我回家拿了扫帚和铲子，又回到原地一看：碎玻璃已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一场公德救赎事件的陷阱
如果不是编辑帮我翻出1992年的高考作文题目，打死我也想不起来当年我写了什么东西了。今天回过头一看，才发现这篇看似无聊的高考作文，也隐藏着陷阱。
作文题目是讲述了一个关于公德心的雨中街头故事，说一个小子把大玻璃罐当足球踢，弄碎了，粘在了行人的身上，甚至弄破了自行车车胎。作者一开始和别人一样无动于衷，但最后终于醒悟，回家拿清扫工具，但再来到现场，已经被人清扫干净了。作者猜测可能是在场的谁做了好事情。试卷要求考生续一篇谁清扫的记叙文，再发表一篇议论。
现在看来，最重要的陷阱在此：“一对撑伞的男女挨着呢喃着走过来，高跟鞋偏偏踩到拢在一旁的碎玻璃上，脚一滑，漂亮的鞋子沾上了黑糊糊的东西：‘唉，真缺德，中国人的公德心呀……’但是，‘高跟鞋’的那句话却仿佛刺了我一下。”
于是，作者公德心被召唤回来。问题是，为什么诉诸“中国人”的民族主义高度，人才会行善？行善难道不是个人良心救赎吗？其实这种全称的批评，反而会为个体脱罪，因为每个人都有错，那每个人都无所谓错了。更重要的是，这种民族主义对善行的号召，潜伏着一个巨大的问题：由此，民族主义成为了个人善行的功利评判标准，爱国也成了善的指标。然而，尽管中国种种运动不断，公德水准却不断降低，恰恰和道德空间被侵染有关。
谁都知道，如果事情发生在现在，一会儿市政清洁就会搞定这一切，并不需要什么道德号召。动辄道德批评，无助于制度的改进。在一个市政服务配套周全的城市，加上严格的法规，就能有效减少反公德的现象，培养了公民相应的良好习惯。
中学作文的训练还是蛮有效的，翻翻现在各报评论版或者论坛上只进行道德批判、不会制度批评的杂文体，再看看全球化争议中的各种极端民族主义辩护，就知道虽然当年大家都讨厌中学作文，但出题者通过陷阱强加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其实都很好地掌握了；这陷阱设置得很巧妙，以至于很少人能最终逃脱。
考生资料
安替 1992年参加高考，考入南京师范大学，现为媒体从业人员。
苏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尤小立访谈
记者 陈建利
从政治逐步向人性回归
《南都周刊》：一下子看完45年的高考作文题，感觉怎么样？
尤小立：这些高考作文充分体现了“文为时而做”的特点。五六十年代的作文题，一般都比较政治化，但也折射出社会变迁后人们的思想取向。像1952年的《记一件新人新事》、1954年的《我的报考志愿是怎样决定的》、1955年的《我准备怎样做一个高等学校的学生》，反映出的是进入“新社会”后，如何做一个崭新的人的迫切愿望，充溢着革命的理想主义。
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的《我的母亲》，这个颇有人情味的题目，可以说是五十年代作文题中最另类的。但自此以后，一直到1965年，作文题的革命倾向已经不能遏制，作文完全与政治，甚至是国际政治挂上了钩，这是最为异化了的一段。
1977年恢复高考后，从现在流传下来的《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这一题目来看，政治的惯性依然在持续。实际对刚刚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年轻人而言，这个题目可能正合他们的口味。如果出一个非政治化的题目，他们可能反而无从下手了。
《南都周刊》：1980年以后的作文题，似乎政治化的题目少了很多，更多地开始谈人生、谈生活的哲理了。
尤小立：这应该是一种回归吧。意识形态的因素被淡化，实际上是社会转型的一个表现，我们过去比较信奉“人是政治的动物”，但却忽视了“现实政治”对人性的扭曲和侵害。向“人”回归，是社会成熟的体现。这一点很好地反映在作文题目的变化上。
《南都周刊》：高考作文题目与时代主题挂钩，是不是有点和中国传统的科举考试一脉相承啊？
尤小立：将社会的大问题作为作文题目，确实有点唐宋时期的科举考试的味道。但现在的高考毕竟与科举选官不同，因为大学毕业生不再是走“出仕”一条路了，他们有许多选择的路径，他们也会成为多层次的人才。让人人都关心国家大事，道理上似乎讲得通，但实际上却没有多少意思。我们在大学教书的人都有个体会，让学生写一篇文章，他可以从政治、经济到文化，从国内到国际，海阔天空地写，但就是不会写身边的事情。这样的文章用一个词形容，就是“空洞”。
这种命题方式直接的后果就是学生不会写东西。无论是文章，还是应用文，他们不会表达自己，不关注身边的人和事。关键是这也让他们的思维变得模糊，他们不知道怎么去思考真正的问题，只会在似是而非的假问题上费力地“思索”。
高考作文依然负载太多
《南都周刊》：现在的高考作文，你觉得达到目的了吗？
尤小立：现在的作文题给人的印象是形式不断翻新，实质内容却一成不变。作文一旦成了考试的一部分，就不可避免地程式化。以“应试”的心态写作文，是不可能出彩的。虽然近来每年都有高考的范文出现，但依我之见，这些作文都太“作”，不能算是真正的好文章。
《南都周刊》：这种作文方式，在高考指挥棒的带动下，很有可能转化成程式化的作文教学，从而脱离了作文教学的初衷。
尤小立：一点不假。现在的学生写作文是有公式的，老师教给他们的不是如何观察，如何欣赏，而是教他们如何用几个作文公式去套。这些作文公式就像万能钥匙，随你什么题，往上一套，然后发挥几句就行了。这样哪是真正在“写”作文啊？而是“套”作文，省事嘛！
但是，这么一“省事”，学生肯定不会写文章。因为高考题你可以猜，这种东西现在都职业化了，就应试的水平上说，许多中学老师都是专家级的。反正就这么几种题型，不是这种就是那种，今年这种，明年就是那种，“规律”掌握住了，告诉学生就行了。然而，到工作时，就全不是那么回事了。具体情况千变万化，你到哪儿去找老师呢？还是那句话，抱着走的孩子走不远。
《南都周刊》：但在目前高教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很多人认为高考毕竟还是相对公平的一种做法，所以高考指挥棒还是要转的。怎么办？
尤小立：我同意高考是一种无奈之举的说法，我也认为在没有更好替代方式的情况下，高考仍应继续。但高考中的问题不能因它的无奈被忽视。如何体现公平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高考这个指挥棒怎样指挥着老师与学生向教育的本质上、向人的培养上回归，也是应该考虑的。
拿作文题来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架子放下来，关注一下普通的生活，普通的人呢？另外，我们的老师为什么不能在改作文试题时，少一点成见，多一点宽容之心呢？
其实，写作能力对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一种适应社会的手段。现在我们中学语文教育的问题，主要还是负载太多。一篇文章只要自然、通顺、清楚就行了，硬要加上文采，要抒情，要“上纲上线”，要有远大理想，这就过分了。另一个过分之处，是将人生、教化都当成语文教育不可或缺的内容。这不仅对学生，对老师的要求也太高了。将这么多东西加到语文上，语文还有多少趣味可言？
对比一下解放前的作文题，我们的中学生确实太成熟了。这其实是很可怕的。你想想，一个人没有童年、少年和青年，直接从婴儿蹦到成人，多可怕。你的人生至少是不完整的吧。就像现在城市种大树一样，整个就是急功近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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